2007年9月7日, 《南方周末》刊载了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章冬琴的文章《水葫芦VS水污染：以毒攻毒还是以毒易毒？》（以下简称“章文”）。“章文“的主要观点是：1、水葫芦是一种毒草；2、水葫芦正在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生态入侵；3、以水葫芦治理水污染非但不能奏效，反可能加剧污染。以该文为滥觞，一时间坊间及各种媒体关于水葫芦四处蔓延、危害生态、破坏环境的鼓噪甚嚣尘上。而且，发此耸人听闻之言的多是虽身处江湖却拥有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以其言之凿凿足以蒙蔽高居庙堂的政府官员，误导广大民众,贻误水污染治理的时机。鉴于有关的歧见是如此严重，因而有必要对“章文”展开讨论。

　　一．        水葫芦是毒草吗？

　　按《现代汉语词典》对“毒”字的解释，“毒”是“对生物体有危害的性质，或有这种性质的东西”。那么“毒草”顾名思义就是自身含毒，对其它生物体具毒害作用的草。自然界中毒草有的是，如巴豆、马钱子、毒芹等等，毒性可致人命；另一种广为人知的外来植物紫茎泽兰也是毒草，常导致食草动物呼吸道发炎。事实上，即便按照最严格的生物化学和毒理学标准，水葫芦也是一种无毒的植物，其植株全体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含毒，因此可用来作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就此而言，它比高粱、马铃薯都安全）。对这一点，章教授想来也清楚。她之所以谓之为“毒草”，当有别意——水葫芦侵占了其它生物的生存空间。

　　二．        水葫芦的“入侵”何以发生？

　　水葫芦原产南美，是人类的努力使之得以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你把它请进门了，又说它“入侵”，于理不通（说“扩散”可能更恰当，但为行文方便仍用“入侵”一词）。至于水葫芦在来到中国之后为什么又“入侵”其它地方并泛滥成灾，才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人为引入和水污染。

　　水葫芦何时进入中国大陆，确切年代无从考证。初期作为观赏花卉有零星培养，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作为畜禽饲料推广，才在江南、华南地区广泛存在。起初放养在选定水域如塘堰内，偶有逸出或被丢弃而进入开放水域，然后随水、随风流散，渐渐遍及广大地区。一般说来，不借助人类的活动，水葫芦无从进入任一封闭水域，更不能跨流域；在流域内扩散时，通常是从上游到下游、支流到干流、江河到湖泊。在江南水网地带如苏南和杭嘉湖平原、洞庭湖区等，因地势低平、港汊密布、交通便捷，船只往来对其扩散也起了推动作用。水葫芦局部的爆发性增长早有所闻，1974年中国科学院编撰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凤眼莲”（水葫芦之正名）词条下就有如此描述：“本种繁殖迅速，有时堆塞水道，成为害草”。事发地所指不明，可能是昔日经济最发达的苏杭一带。至于其在南方大规模扩散并成灾，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

　　水葫芦在原产地和生态良好的迁入地极少泛滥成灾。在巴西，由于环境良好，加之天敌(一般这么认为，实际情况更复杂且微妙)的控制，在亚马逊河洪泛时期水葫芦落群扩张，水落后立刻回复正常，在绿林碧水间漂浮，安静得宛如熟睡的婴儿；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使在水葫芦被人为大规模推广时，盖因当时水环境良好，鲜有泛滥成灾的事情发生。

　　水葫芦只有在水污染严重的地区才有泛滥成灾的可能，“章文”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有下划线处引自“章文”，下同)：“事实上，水葫芦的扩张，是与水污染的扩张紧密相伴的”。“章文”提到的宜昌黄柏河、四川南充滑滩河、重庆花溪河、上海金山诸河及松江、安徽安庆莲湖、湖南长沙捞刀河与浏阳河、云南滇池，地处亚热带，无一都是污染严重的水体。其余章教授未提及的水葫芦泛滥成灾的水域如浙江宁波姚江、奉化江、涌江，温州城郊诸河，福建漳州龙海县九湖乡，云南昆明大观河等，莫不如此。

　　“章文”提到的四川嘉陵江青居电站坝上水域和浙江富春江干流不具备水葫芦泛滥的条件，当地的水葫芦是上游支流中漂来的；广西桂林漓江更不具备条件，虞山桥至象鼻山一带水域的水葫芦是由臭水河小东江漂流来的。湖南平江城郊汨罗江畔曾有船家在碧水上放养了一小片水葫芦以为景致和菜园，历十年而面积依然--葱绿色的叶片衬以蓝色花朵，常有蜻蜓翔于其上、鱼儿游弋其间，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影响水葫芦生长最重要的环境因子是温度。作为起源热带的植物，其生长适温为25-35摄氏度，自然分布北限大致相当于北亚热带    与南温带分界线即摄氏0度以上积温6100度（年平均12度、冬季旬平均零下6度以及极端最低温零下12度）等温线，地理分界大致在秦岭-淮河一线。此线以南，遇极端天气水葫芦仍将冻死，导致群落大幅度衰败甚至死绝；此线以北，水葫芦无法自然越冬。徐汝梅、叶万辉《生物入侵—理论与实践》一书称水葫芦已分布至辽宁营口、锦州一带，又说“50C以下需保护越冬”，自相矛盾，恐不可信。

来源：湿地中国